1945年10月4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进入后紧锣密鼓阶段。这时，一位叫范旭东的老人去世了。
在随后召开的追悼会上，蒋介石送来了挽幛：“力行至用。”毛泽东也送来了挽幛：“工业先导，功在中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也分别送挽联痛悼。
范旭东先生何许人也，竟得国共两党要员如此高的评价?
首创久大精盐
1911年底，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应用化学毕业后担任专科助教的范旭东回到中国。这离他17岁随受戊戌变法牵连的哥哥范源濂东渡日本，已经有12个年头。
回国以后，范旭东先后担任政府职务两个月，但是“两个月的官府生活，我却饱尝了官府的朽味。也好!迫使我另觅他途”。
当时，中国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盐业却十分落后。精盐只有欧美和日本生产，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由于精盐价格昂贵，只有极少数达官贵人食用，绝大多数中国人只能食用含盐量不到50%的土盐。由于这种盐含土等杂质过多，中国一时被称为“食土民族”。
学化工出身的范旭东将目标锁定为精盐生产。他用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欧洲各大工业强国，研究各国的制盐方法和设备。在领略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他也饱受歧视。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尔维法制碱工厂时，他多次碰壁，不准进入现场。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时，傲慢的主人嘲弄说，你们看不懂制碱工艺，还是看锅炉房就好了。这段经历对范旭东触动很深。
筹办精盐厂，资金是首要问题。范旭东和时任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四处奔波，拜访当时社会各界名流，宣传中国筹办精盐厂的好处以及实业救国的道理。1914年7月，范旭东呈请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盐务署，在天津塘沽筹办精盐工厂，并将精盐厂取名“久大精盐厂”。
1914年9月22日，久大在北洋政府盐务总署注册备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启超、北洋政府参政院参政杨度、北洋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教育家严修等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纷纷购买股金。至1915年4月18日召开久大届股东大会，收到股金41100银洋。
1914年12月7日，久大精盐厂生产的海王星牌精盐问世，品质纯净、色泽洁白，含氯化钠90%以上，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改良食用盐，掀开了中国制盐技术史上新的一页。
但是，由于传统盐商已经形成既定的利益格局，生产出来的精盐在哪里销售竟成为问题。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盐务署只允许精盐在天津东马路一处销售。范旭东找到同是湖南人的杨度，说服当时大总统袁世凯将久大精盐的销售地拓展到长江流域湘、鄂、皖、赣的五个口岸。这也是中国盐政史上破天荒之事。
到1925年，久大精盐已经发展成中国大的精盐企业，年产量由1800吨增加到3万吨。到1931年，久大精盐厂在沿海有盐田40万亩，年产精盐24万吨。按全国4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吃一斤多久大精盐。
永利制碱之路
就在范旭东筹办久大精盐厂的1914年，次世界大战爆发。原产欧洲的洋碱无法运到中国，洋碱在华主要供应商英商卜内门公司的存货立即涨价，引起中国民食业和工业的恐慌，因为“纯碱是工业之母”，生产肥皂、纸张、玻璃、印染、食品和药品等都离不开洋碱。
范旭东深知，碱对中国的国计民生意味着什么。而盐可以制成碱，一旦条件成熟，就可以马上制碱。
与此同时，在中国南方，有一个和范旭东做着同样制碱梦的年轻人。苏州东吴大学硕士毕业的陈调甫，已经在实验室试制出含碳酸钠99%以上的纯碱。然而，如何将其大量生产也在困扰着他。
1917年初冬，经由名满天下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引荐，陈调甫北上天津会见范旭东。此时，范旭东正因引进欧洲苏尔维制碱法失败而烦恼。两人会面，一拍即合。
然而，制碱的原料是盐，制一份碱需要两份盐。尽管粗盐成本很低，但是政府抽的盐税高达制盐成本的几十倍。只有免去盐税，大规模制碱才有可能成功。
范旭东写好要求制碱用盐免税的申请递交给北洋政府。申请书上，范旭东和陈调甫给未来的碱厂起名“永利”，希望碱厂能“永远顺利”。然而，申请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无奈之下，陈调甫赴美进修。临行前，范旭东赠他一只金表。陈调甫不负范旭东厚望，在美国为中国制碱奔忙，为工厂设计图纸、购买设备、物色人才。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杰出化学家的侯德榜。
1920年9月，北洋政府农商部终于批准永利制碱公司注册，特许工业用盐免税三十年，并规定塘沽周围百里以内，他人不得再设碱厂。
1924年8月13日，筹备七年的永利碱厂终于开始生产了。然而，等待庆祝中国纯碱诞生的人们傻了眼，碱厂生产的不是洁白、干燥、无杂质的纯碱，而是黑红两色相杂、带杂质的红碱。这还不是糟糕的，七个月后，主要制碱设备皿口干燥锅被烧坏，连红碱也生产不了，永利被迫停工。
此时，高兴的莫过于当时世界大的制碱商卜内门——他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收购永利碱厂。永利碱厂工程师侯德榜和美国专家急着检查设备，试图找出为何只能生产红碱和发生事故的真正原因。
历经波折，1926年6月29日——这是永利制碱公司历史上使人铭记的一天，也是中国化学(601117,股吧)工业难忘的一天——范旭东按下电机按钮，洁白、干燥、无杂质的“红三角”牌纯碱下线了，日产量30吨以上生产线终于顺利运转。
卜内门不甘失利，决心用降价挤垮永利。范旭东立即以“便宜三角”回击，卜内门也以再次降价回击。同时，范旭东果断进军日本市场，和三井财阀合作，让其代销永利红三角纯碱。三井的分支机构遍布全日本，卜内门在日本的市场被永利红三角冲破。
卜内门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和永利签订协议：卜内门公司今后不再降价倾销，如洋碱价格变动，需要征得永利的同意。协议还规定：以永利55%、卜内门公司百45%比例，成立配销协定。至此，在与卜内门的商战中，永利大获全胜。
喜报频传。1926年8月，美国为庆祝建国150周年，在费城举办万国博览会。红三角纯碱参加了展览，荣获金质奖。博览会给红三角的评价是：“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1930年，红三角纯碱再获比利时工业博览会金奖。
1933年，范旭东写道：“现在每年进口的洋碱由一百万担减至四十八万多担了。”此时，永利已经能够生产纯碱、洁碱、烧碱，广泛用于民用食品和医药、造纸、印染、玻璃、肥皂、人造纤维等工业，中国座纯碱厂屹立于世界化学工业之林。
就在这一年，永利制碱公司总工程师侯德榜用英文写成的《纯碱制造》在美国正式出版，首次系统将制碱技术公布，打破了封锁七十多年的制碱秘密。美国一位著名化学家称赞道：“《纯碱制造》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1941年，侯德榜经过分析两千多种样品，做了五百多次循环试验，将原料盐的利用率提高到98%以上，同时可以得到氯化铵作肥料;与合成氨工业联系，连续制造碱和氯化铵两种成品，将制碱和合成氨两种重工业结合起来，成为世界首创。
抢办硫酸铵厂
就在永利碱厂“红三角”牌纯碱获得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之际，范旭东正在思考：中国化学工业还缺少“酸”这一翼。只有加上这一翼，才能为中国奠定盐、碱、酸三位一体的基础化学工业。
1929年，范旭东致函国民政府，要求创办酸碱厂。当时，在中国推销硫酸铵多的也是英国卜内门公司。卜内门仅肥田粉硫酸铵一项，就在中国赚取两千万银元。为此，卜内门公司极力反对中国创办硫酸铵厂。
1931年5月1日，国民党召开三届中央次临时全会，通过了“实业建设之程序案”。范旭东抓住机会，写成《创立氮气工业意见书》，递交时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祥熙。
1931年9月18日，范旭东在天津接到聘他担任中国氮气公司筹委会委员的聘书。范旭东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道：“记得通知书送到公司，恰好是‘九一八’那天，大家的情绪极不自然，无意中都想到氮气工业和国难的因果……中国在这个当儿要办氮气工业，我们绝不要忽略这段史实。”
但是，创办硫酸铵厂需要资金、设备和技术。国民政府和英、德两家公司的谈判，终究无果。范旭东再次向国民政府实业部呈文，请准予由永利公司集股自办，立即获准。
范旭东开始行动起来。侯德榜负责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范旭东和陈调甫负责敲定厂址。同时，范旭东历经曲折，终于和上海、浙江、金城和中国四家银行谈妥1200万元借款，另增新股200万，并发行债券550万元。
1937年2月5日，卸甲甸的永利硫酸铵厂生产出批硫酸铵，从此揭开了中国化肥工业崭新的一页。永利硫酸铵厂利用高压合成原理进行生产，工艺复杂，设备精良，投资庞大，号称“亚洲大硫酸铵厂”，主要生产硫酸、硝酸、硫酸铵、液体阿摩尼亚等化工基本产品。
范旭东望着这些产品，激动不已。他紧紧握着侯德榜的手：“中国基本化工的另一只翅膀又生长出来，从此海阔天空，听凭中国化工翱翔，不再受基本原料恐慌的限制了。”
“永久黄”的遗泽
在筹备永利碱厂的1920年，范旭东就思考：倘若中国的化学工业没有学术研究作为基础，怎能发展起来呢?“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研究一事尤当为先之要务也。”
具体到中国而言，“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惟有邀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关起门来，静悄悄地自己去干，斯以岁月，果能有些成就，一切归之国家，决不自私;否则也唯力是视，决不气馁”。
基于这些理念，范旭东决心成立自己的研究机构。但是，合适的领导人到哪里去找呢?
时任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的推荐，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生、时任唐山开滦煤矿总化学师的孙学悟是合适人选。当时，开滦煤矿为英商控制。
范旭东拿出三顾茅庐的劲头，使孙学悟放弃三倍的薪酬，义无反顾地协助范旭东成立中国家民营研究机构。
1922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正式在天津塘沽成立，孙学悟任社长。塘沽临渤海，渤海汇合百川，朝宗于黄海。范旭东说：“我们把我们的研究机构定名为黄海，表明了我们对海洋的深情。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个民营化工研究机构。它建在久大精盐厂附近，耗资十万余银元，是一座能供一百位化学工程师研究的新型化工研究室。研究社包括定量分析室、定性分析室、化学实验室、动力室等，并附有图书馆，购买各国化工方面书籍五千多种，专门杂志十几种。
在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门口，范旭东和孙学悟在一片掌声中共同举起研究社寓意“致知、穷理、应用”的社徽：“黄海社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它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永久两公司平行的独立的化工学术研究机关。”
孙学悟将黄海社视为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将黄海社办成永利和久大两个公司的科学智囊、技术参谋部，有力地支援、指导了一些生产上的技术问题，还在发酵与菌学、化学肥料、有色金属冶炼和制盐化学与医药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对于酸、碱、盐和化肥这些重化工课题的研究，在黄海社占了很大比例。黄海社对中国的工业、农业和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宝贵贡献。
到1937年初永利硫酸铵厂建成，永利、久大、黄海工业团体形成，范旭东的“永久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不料，随后七七事变爆发，范旭东将“永久黄”迁往大后方，历经磨难，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抗战胜利在望，范旭东又一次雄心勃勃，制定出十大工厂复兴计划。因在抗战中过度操劳，范旭东于1945年10月4日抗战胜利之际与世长辞。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工商业人士的会上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忘记四个人，搞钢铁不能忘记张之洞，搞化工不能忘记范旭东，搞纺织不能忘记张謇，搞交通不能忘记卢作孚。”
2014年1月1日，天津渤化永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创立暨次股东大会隆重召开，距1914年范旭东开创中国化工事业正好一百年。1938年内迁自贡的“久大精盐”，后成为中国规模大、配套全的井矿盐企业集团。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后来并入中国科学院，成为国家高学术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